[2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3页。

人脸识别数据不应用于除身份识别之外的其他目的，如评估或预测数据主体工作表现、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偏好、兴趣等情况。[41]此外，公共利益相对个体的信息权益也不必然具有优先性，因而政府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必须告知具体的目的。

[25]具体而言，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是指公民得要求国家不侵犯基本权利所保障的利益，当国家侵犯该利益时，公民得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停止侵害。Gero Ziegenhorn.Katharina von Heckel Datenverarbeitung durch Private nach der europäischen Datenschutzreform.NVwZ 2016, 1585 (1586). [14]Albers/Veit DS-GVO Art. 6, Rn. 11 ff,in Stefan Brink/Heinrich Wolff (hrsg.), Beckscher Online- Kommentar Datenschutz, 35. Edition 2021. [15] See Peter Blume,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Forthcoming EU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Review (EDPL), No. 1(2015), p. 32-38. [16]参见孙平: 《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 载《法学》2007 年第 7 期。公民的个人信息经常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被收集、储存、披露或共享，公民的隐私权、人格尊严甚至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此受到侵害，例如，警务工作中的个人信息错误导致错误的拘捕或行政强制措施等。也即，告知是基本权防御功能发挥的前提条件。但公民行使该防御权的前提是知悉政府何时以及如何处理了其个人信息。

2.告知的方式 根据告知方式的不同，一般行政程序中的告知可以分为书面告知与口头告知、特定告知与非特定告知。[8]而2020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因为收集诸多个人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码和住房情况等，引发广大民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疑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监督权依附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而存在，在编制上又受到被监督者的行政制约。

如前分析，基于权力博弈逻辑配置的监察权，容易渗透司法程序，影响司法权的运行。（2）对发现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当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时，人民会更进一步接受这些规则，把它们视为共同的行为标准，并承认众人都有义务加以遵守，甚至把这个服从的义务追溯至更上位的遵守宪法的义务，此即法治的第一个层次——规则之治。在反腐理念上，从注重惩治到侧重预防的变化，强调反腐的主动性，使执纪监督与执法监察形成合力，及时发现并遏制腐败蔓延，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高效性。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包含完善监察法律法规、优化监察体系、健全配套制度等全方位提升，在此深化过程中，监察法律法规从缺漏到健全、监察体系从形成到优化、监察制度从初步构建到臻于完善，如同量变引起质变，借助规范和制度的累积、优化与完善，最终实现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然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决定了这些形式完备的法律实质不善良，根本无法保障公平正义，亦无法实现法治目标。

监察法第41条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但是，就如何相互制约，监察法实施条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总之，深化改革的根本逻辑是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塑造监察良法，需穿透至新四权结构的运作过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平衡。而司法权是与监察权沟通最为活跃，同时也是现行权力体系下对监察权实施异体监督最具潜力的公权力。

但进入到司法程序，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并不存在任何干扰调查的问题，在司法阶段仍然不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唯一的实质理由只能是由于调查过程涉密而不宜公开。监察权作为一种优势权力，实质上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权威性。从形式完备的法律到实质良善的良法，是法治进化的重要体现。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需将法治反腐的成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还应正视和解决改革第一阶段的遗留问题。

因此，对于审判机关而言，通过综合考虑被告人陈述和辩解、律师辩护意见等资料，对影响定罪量刑的案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摆脱卷宗依赖、践行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重要路径。例如，监察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的，应当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监察权的不当行使助长了问责的泛化，极大压制了公职人员履职的积极性，还引发了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等问题。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的反腐败经验教训，立法者意识到，监督的本质不是分权，而是权力博弈，要想保障监督的实效性，就必须使监督权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主动和优势，以确保对公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因为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是实质的侦查权，调查认定的事实、获取的证据必然影响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与审判机关的裁判。监察实践中，即使律师成功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也可能无法观看。一方面，在纪监关系中，纪检机关与监察机关采取合署办公模式，事实上确立了监察权的主导地位。因此，对控权过度问题的反思应当着眼如何合理优化配置监察权。在权力运行层面，化被动监督为主动监察。在监检关系中，应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法律监督。

在实践中，监察权对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了动态制衡，而行政权、司法权则相对难以制约监察权。监察权如何与纪检权衔接，从而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释放反腐效能。

因此，在监察与司法衔接环节，应当重点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再监督，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展开立案监督以及职务犯罪调查的过程性监督。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第一阶段，通过组建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以及配套调整宪法、刑事诉讼法等关联性法律规范，初步形成了以监察权为中心的法治反腐体系。

从行政违法责任来看，根据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制裁。因此，如何在引入控权机制之后，合理平衡分权与控权之间的关系，对权力结构的平衡而言至关重要。

进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需更加理性审视监察权本身，正视权力结构失衡的法理不足及其带来的现实问题，确立相对平衡的权力博弈结构。我国早期立法采取监督分权模式，在全国人大统摄之下，各项监督权散在地分布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之中，监督权受特定公权力管束，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因为分权中蕴含着制衡成分，这既意味权力之间的界限分明、禁止越权，又表明了权力之间需要彼此制约和监督。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观察分析，监察权的介入虽然有助于建立严密的腐败预防体系，但是，过于激烈或刚性的控权机制，容易抑制权力活性、挫伤公职人员履职的积极性，造成了公权力行使主体的消极懈怠，往往弊大于利。

中国特色腐败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力平衡，以兼顾分权与控权机制、尊重监察权作为现代公共第四权为前提，监察权的设立目的在于控权，它与通过分权形成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一道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权力体系。深入分析可知，监察权主导反腐败全局，使其自身面临着法治正当性考验。

在监法关系中，应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从根本上改变审判活动对监察调查所获取证据、认定事实的依赖度。概观人类法治的演进历程，大体有三个层次，即规则之治、良法之治与良法善治。

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以监察权结构的再平衡为着力点，在价值理念上强化人权保障，以平衡前期改革偏重高效反腐的价值倾斜，在职权功能上完善监察权的再监督、有效问责与动态运行机制，以平衡监察与司法、执法的配合制约关系，从而实现从规则之治走向良法善治，促进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从性质上看，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各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首先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此行为的处分，属于行政责任之范畴。

然而，权力腐败愈演愈烈，证明中国权力制衡结构的改革还没到位，权力监督的难点还没有解决。对此，监察法实施条例重点规定了相互配合。在法律地位层面，转低阶权力为优势权力。二是分权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监督，体现了行政权对监察权的制约。

根据改革之前的立法，有关部门对部分行使公权力的非公职人员无法实施有效监督，这些人员如果实施贪污贿赂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只能或追究违约责任解除聘用合同，或者给予相应的内部处分。规则之治源于人类的理性诉求，所谓理性的根源是指，我们需要让法律在所有人面前保持一致，这就需要一套硬性规定。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换言之，监察法第9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的责任清单，并不是完整的责任清单。

在政治权力影响诉讼权力的现实格局下，监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影响将是压倒性的，这会导致本已严重的‘侦查中心主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为‘侦查中心主义+‘监察中心主义，这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权构造，司法的功能也将严重受损。然而，对于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由于政务处分的作出主体是监察机关，其性质相当于内部处分，这又陷入了监督者自我监督的逻辑困境之中。